谁是20世纪的绝地潜兵？【OTL冷战——罗德西亚丛林战争】 罗德西亚丛林战争，又称津巴布韦解放战争，爆发于1964年，结束于1979年。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国家——或者更应该说是一个地区，包括今天的赞比亚（北罗得西亚）与津巴布韦（南罗得西亚）——的历史概况和社会背景。 16世纪，葡萄牙探险家在津巴布韦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后尝试武力殖民，被罗兹维帝国挫败。1888年，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与当地部落谈判，获得在马绍纳兰的采矿权。1891年，英国接管该区域。这片新的英国殖民地就是罗德西亚（Rhodesia）。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更算不上一个民族国家。几十年来，约23万英语白人迁入罗德西亚，聚居于气候温和的南部地区。罗德西亚主要靠南非公司统治，拥有自己的公司武装。1926年，英国给予罗德西亚自治权，引入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义务兵役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由于国内兵力匮乏，在罗德西亚也有兵员招募，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由此得到一定作战经验。此时，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定居者已超过20万，却只占到全国总人口约6%；黑人人口占到绝对多数，但几乎没有政治权利，亦无法获得较好的土地。1957年，起初在南罗得西亚非国大领导下，非洲民族主义者发动非暴力抗命活动。罗德西亚政 府总统加菲尔德•托德对其中一些温和要求做出了回应，甚至推动让更多黑人获得投票权。托德的自由主义政策使他遭到党内反对，1959年下台。埃德加·怀特黑德新届政 府取缔了非国大，拘留其成员和支持者，用激进措施剥夺黑人的集会权。1961年，民族民主党（NDP）被取缔，进一步刺激民族主义者中的激进派。1963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津民盟)从ZAPU(津人盟)中分裂出来，绍纳族主导ZANU，恩德贝莱族主导ZAPU。 于是，罗德西亚政 府所要面对的社会现状变得明晰。到60年代，这个少数白人控制的政 府只代表占全国人口约5%的白人，却要面对占绝对多数的、在二战后民族觉醒运动潮流下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黑人人口，维持已有种族主义现状。不难发现，罗德西亚政 府的保守思潮已使其犯下第一个错误，在矛盾尚可调和的时期使用显性的激烈措施激化了国内种族冲突。当然，如果仅仅只是这样一个错误并不足以引爆这场战争，尽管这样一场战争早已是不可避免的。 读者也许会问，既然是英国殖民地，这个时候英国人在哪里？ 让我们将时间稍往前拨一些，看看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二战后，英国逐渐放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1960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南非议会发表演讲，更表明了英国打算在其非洲殖民地逐步将权力移交给黑人多数。英国实际上早已失去对罗德西亚地区的统治兴趣。1963年12月31日，中非联邦正式解体，标志着这一维持英帝国殖民秩序、强 行捆 绑 尼 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与南罗得西亚的尝试的失败。其中，尼亚萨兰在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领导下于1964年7月6日正式独立，成为马拉维共和国；北罗得西亚1964年1月举行的首次普选中，联合民族独立党（UNIP）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肯尼斯•卡翁达出任总理，北罗得西亚遂成为赞比亚共和国。就使英国同意独立的决定性因素而言，前者主要因为经济薄弱、农业为主，后者铜矿等矿产经济价值巨大，而强行留下会引发与卡翁达的冲突，导致其可能倒向苏联。然而，拥有相对而言庞大白人定居者社群的南罗得西亚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们成立了罗德西亚阵线（RF），核心目的旨在捍卫白人移民的利益。1962年12月赢得大选后，军人出身、更激进的伊恩·史密斯在1964年4月取代温和的温斯顿·菲尔德出任总理，前者认为后者对英国的交涉不够强硬。这时候南罗得西亚在法律层面仍然隶属于英国，因为英国有“不从多数统治则不让独立”（NIBMAR原则）立场。事态陷入僵局，英国政府拒绝在罗得西亚白人认可的宪法框架下给予南罗得西亚独立地位。史密斯认为此时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宣布独立。他在1965年5月发表《单方面独立宣言》（UDI），正式与宗主国决裂，须知这一行为与美国的发布《独立宣言》实质无异。英国虽未进行军事干预，却选择了经济制裁与外交制裁。尽管是一个内陆国，由于罗德西亚依然可从南非和葡属莫桑比克获取足够装备和燃料，这些制裁依然收效甚微。外交官员们持续尝试调节与英国之间不断升级的争端，英国实际上多次传递了积极的外交信号，甚至在1970年提交妥协方案，但因为坚持第五原则，谈判无果而终。同年罗德西亚宣布成立共和国。到1972年，战争性质发生根本转变，ZANLA在此后大规模从莫桑比克渗透，战争从“警察行动”升级为全面反叛乱战争。此前多年间的维稳行动过于琐碎，在此不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的相对全一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德西亚从一开始在外交上就处于孤立状态。宗主国英国除了仍然滞留在罗德西亚的经济效益和国际社会及英联邦内部的反应以外并不在意这片土地上那22万白人。从法律上讲，英国就完全没有可能，更没有理由援助一个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非法政 府”；其次，自埃及的纳赛尔以后英国就已彻底意识到失去殖民地已仅仅是时间问题，NIBMAR原则本身就是面对现实情况维护经济利益的手段之一。其他的一些西欧国家此时自己也面临社会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没有对罗德西亚局势进行过实质性介入。至于美国，正陷于60年代民权运动，支持白人少数的罗德西亚政 府打击黑人民族主义会引爆国内反对声浪，招致政敌的强烈攻击。而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借非洲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势援助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简单来说，零个人在意罗德西亚的白人，罗德西亚政 府被孤立了。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1962年底的罗德西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场注定的战争了吗？如果换史密斯以外的其他人上台会怎样？ 笔者认为，答案是，依然几乎没有办法维持现状、实现和平。 要想理解这一困局，关键之处在于英国、罗德西亚白人选民和黑人民族主义者各自有无法兼容的根本性诉求。1962年执政的罗德西亚阵线靠坚决反对向黑人多数让渡任何权力的政治纲领赢得大选。整个罗德西亚白人社会对向黑人妥协的容忍度极低，有人甚至高呼“即使一千年以后，也不会有黑人多数统治！”。任何形式的实质性权力分享无异于投降，那还不如把国家送给黑人。ZAPU（津巴布韦非洲人联盟，由苏联支持）和NANU（津巴布韦非洲国民联盟，由中国支持）被其视作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实际意识形态并非如此，某种程度上这种观念不无根据。史密斯的前任温斯顿•菲尔德就是前车之鉴，即使是更早的试图吸纳少数黑人精英以巩固白人统治的埃德加•怀特黑德政 府也被白人社会视为叛变。英国的底线同样明确，那就是前文提到的NIBMAR原则。英国不可能为了罗德西亚22万白人对抗整个国际社会的反殖民化民族主义浪潮和来自英联邦内部的压力，因此坚决要求任何的解决方案必须得到占大多数的黑人民众认可。而在60年代初期，黑人政治运动已经明确锁定了“一人一票”的多数统治目标。来自英方的任何渐进方案，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维护白人特权的骗局。甚至到了1963年，ZAPU和ZANU分裂，各自催生出更激进的派系，决心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政治诉求。通过体制内进行哪怕是最微小的改良尝试的温和路线都被堵死，1962年底的罗德西亚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武装冲突的道路，剩下的问题无非在于这个国家还有多久从悬崖边缘坠入战争。如果上台的是个比史密斯更极端的强硬保守派，结果或许更糟。更极端的政权将会迅速失去南非的谨慎支持和西方世界仅存的同情，无法团结相对温和的黑人力量，加速内部经济崩溃。如果让罗德西亚倒退回1962年之前的状态，让一个开明的白人救世主上台，没有多数统治的改良本质依然不会改变。微小的让步在非洲独立浪潮的外部背景下并不能感召人心。英国的强力干预或许会是唯一在初期改变历史进程的变量，然而用强制手段向史密斯政 府施压可能引发与白人的冲突，一个巨大的政治泥潭是英国政府不会愿意也无力承受的后果。 战争中，罗德西亚最值得称道的战术应该是Fire Force空中机动反叛乱战术，让人不禁联想到绝地潜兵。这项核心反叛乱战术在1974年以后发展出来，利用直升机、运输机和伞兵等快速反应单位将有限的精锐兵力迅速投送到游击队接触地，形成发现-包围-歼灭的包围圈。典型的编成中有4架Alouette III直升机（其中有1架为指挥机，1架为炮艇机），1架DC-3达科他运输机，搭载15名伞兵，后期加入Lynx轻型攻击机。在战争高峰期，Fire Force每天可进行2至3次接触作战。Fire Force创造了80:1的惊人杀伤比，ZANLA将领战后承认其部队“无法在战场上再存活一年”，可见这项战术致命的高效率。但是到1978-1979年，游击队开始发展出有效的对抗措施。他们运用瞭望哨、分散撤退等战术，并进行少于5人的小规模行动避免被发现，沿斜角方向逃跑以规避空袭。同一时期，游击队数量的激增导致Fire Force响应时间从几乎即时出动延长至最长4小时。罗德西亚为反叛乱还发明塞卢斯侦察队（Selous Scouts），进行伪游击战（pseudo operations），将投降/被俘的游击队员转化成政府军的作战人员，渗透回原来的游击队网络，以此获取情报、定位敌方基地，时机适当时消灭游击队领导层。赛卢斯侦察队同样有显赫的战绩，他们声称对战争中68%的游击队伤亡负责，而自身只损失约30-35名队员。赛卢斯侦察队的行动不仅限于罗德西亚境内，也对赞比亚、博茨瓦纳进行侦察行动，对莫桑比克纵深突袭。进攻邻国是因为罗德西亚安全部队认识到，要想遏制游击队不能仅在国内被动防守，必须打击其在邻国的庇护所和补给链，于是开展了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境内游击队营地的跨境突袭。跨境打击虽然在短期内摧毁了大量的游击队营地和物资，却不能持久削弱游击队作战能力。游击队的补给线常常分散、具有弹性，而且摧毁了营地游击队也往往能迅速重建。另外，漂亮战报的背后代价是原来政府军和核心单位的人力被稀释。赛卢斯侦察队的队员招募从罗德西亚空勤团（SAS）、罗德西亚轻步兵（RLI）等核心单位抽调大量最优秀的成员，其中有熟练的追踪者。在白人的军队当中，其实也有由黑人士兵组成的正规单位。罗德西亚非洲步枪团（RAR）作为以黑人士兵为主体的正规步兵单位，在反叛乱作战中也表现出色，成员对当地地形和文化的了解为情报收集、战术执行提供关键优势。RAR第4追踪营等专业追踪单位在丛林中有极高的追踪效率，多次成功定位并且歼灭游击队小组。但是尽管RAR在战场上表现优异，罗德西亚军队的种族隔离制度却限制黑人军人的晋升空间。军工方面，罗德西亚面对国际制裁自主设计制造了有效的防雷车辆，保护了大量人员的安全。通过本土制造和南非、葡萄牙的进口渠道，罗德西亚维持了武器弹药的供应。 但是，无论多么强大的战术都始终无法掩盖罗德西亚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人少。我们已经提到过，罗德西亚白人人口总共仅有22万至27万，却要试图战胜力量日益增长、补给不断输入的游击队。到1979年，罗德西亚安全部队总兵力约为5万人，这个数字包含了正规军、预备役和辅助部队，能动员的白人几乎都被动员起来。而ZANLA和ZIPRA在战场上的游击队人数估计有1万至2万，且持续增长。精锐部队实在有限，故只能被反复部署，缺乏足够的轮换休整时间，导致战斗疲劳、人员流失。战争后期，罗德西亚不得不延长征兵年限，扩大预备役征召范围。赛卢斯侦察队虽然提供卓越的战术情报，但罗德西亚始终没有能够渗透到游击队的政治领导层，也不能瓦解游击队在乡村的政治动员网络，就是说，罗德西亚从未真正发展出对抗游击队动员群众的有效手段，而且这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在白人少数政 府主导的种族隔离体系中，罗德西亚在政治上无法向黑人多数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让步，想“赢得民心”是自相矛盾的。黑人军人在承担了大量战斗任务，但晋升渠道受限，与白人军人之间存在制度性不平等。罗德西亚安全部队还对平民使用暴力，在反叛乱行动中对黑人平民强制迁移，对可疑者直接采取审讯和暴力行为，进一步疏远本已有限的潜在民众支持基础。当然，游击队同样对被***的平民实施暴力。因此平民夹在两方之间，无法从政 府获得有效保护，也难以拒绝游击队的要求，面对哪一方都不敢轻易站队。前面我们说过尽管有南非和葡萄牙的援助使制裁在短期内收效甚微，但制裁对罗德西亚经济的长期侵蚀是显著的。海外资本撤离、贸易渠道受限、军事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导致罗德西亚经济活力下降。南非是罗德西亚唯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但是南非的支持始终是条件性的。随着莫桑比克独立（1975年）和南非自身面临的国际压力增大，罗德西亚友好邻邦的缓冲区成为新的敌对前沿，能获得的援助更不断减少。南非开始推动罗德西亚走向政治解决，并在1970年代后期逐渐减少支持。南非表示“虽然同情白人少数政 府，但从未完全承诺维持其存续”。到1979年9月索尔兹伯里的燃料库被袭击、让全国一个月的燃料供应被大火烧光以前，罗德西亚军队就已经开始用马匹代替部分载具的机动能力。 1978年3月3日，史密斯与温和派黑人领袖穆佐列瓦、西索尔等签署《内部解决协议》，1979年6月实现普选，穆佐列瓦出任总理，国名改为“津巴布韦-罗德西亚”。然而该方案未获国际承认，游击队战斗持续升级。ZANU与ZAPU于1976年组成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 ，力量进一步整合。 1979年8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在卢萨卡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同意推动罗德西亚的非殖民化进程。9月10日，制宪会议在伦敦兰开斯特宫召开，爱国阵线与穆佐列瓦政 府均派代表参加。12月21日，各方就独立宪法草案、过渡安排和停火协议达成一致，停火于12月28日生效。英国任命索姆斯勋爵为过渡总督。值得注意的是，兰开斯特宫协议的核心条款，多数统治，正是1962年罗德西亚白人社会强硬拒绝接受的底线。 1980年2月举行大选，穆加贝领导的ZANU（爱国阵线） 在100个议席中获得57席，赢得绝对多数。3月11日，穆加贝被任命为总理。4月18日，津巴布韦共和国正式宣告独立，同年8月25日加入联合国。 整场战争中，罗德西亚安全部队阵亡1,361人，游击队员阵亡超过10,000人，白人平民死亡468人，黑人平民死亡7,790人，国内总死亡人数在20,000-30,000人，境内流离失所者超过500,000人，邻国约250,000人。不同来源口径存在一定差异。 罗德西亚在正面战场上几乎赢得了任何一场战斗和交锋的胜利，最后的结局却是彻底的失败。这样强烈的反差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那些同样是拥有显著优势的政权却在弱小敌人面前最终黯然退场的案例。强方不能轻松战胜弱方似乎是个在统计学上反直觉的事实。为了讨论这一点，先要在概念上做个界定。 我们所说的“强方与弱方的战争”，概念上可以被称为非对称作战，意为军事实力、资源或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的各方之间的冲突，这当中涵盖游击战、叛 乱、恐 怖 主 义、非常规战争，也有强方对弱方的常规战争。非对称作战是个范围宽泛的概念，核心特征是力量不对称。在本文语境下，罗德西亚的反游击战争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反叛 乱：白人少数政 府试图维持其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面对的挑战者是以多数统治为政治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叛 乱指一国政 府或占领当 局针对境内武装叛 乱团体采取的军事、政治、经济、心理等综合行动。核心特征是政 府要面对内部挑战者，目标是恢复对领土和人口的有效控制。两者为包含关系，反叛 乱是非对称作战的真子集，所有反叛 乱都是非对称作战，但并非所有非对称作战都是反叛 乱。反叛 乱必然涉及一个东道国政 府试图对其本国人民维持或恢复控制。本文将聚焦反叛 乱，只在必要时与非对称作战的研究进行对照。 讨论反叛 乱通常有三种视角，分别主张收揽民心、收买精英和聚焦双方选择策略的互动。“民心决定论”视角认为，反叛 乱战争中平民才是最终战场，***过治理改革获取民众支持，军事手段只是辅助性的。“强制手段与精英收买”视角认为，反叛 乱取胜的关键不是赢得平民好感，而是通过强制手段和收买精英来切断平民与游击队之间的联系，民主改革往往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策略互动”视角认为，反叛 乱是否成功取决于强弱双方策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任何单一战术的优劣。强方选择直接策略、弱方选择间接策略时，物质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决定性胜利。 Jacqueline L. Hazelton对五个常被主张民心者引为善治成功的案例——马来亚紧急状态、希腊内 战、菲律宾虎克叛 乱、阿曼佐法尔叛 乱、萨尔瓦多内 战——重新分析后结论却是：真正终结每一场冲突的是残酷镇压和贿赂，而非民主改革。她将这一机制称为强制理论：反叛 乱成功的关键在于收买对立精英和对叛 乱分子及其平民支持者使用粗 暴 武力。（来源：Jacqueline L. Hazelton, Bullets Not Ballo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Arreguín-Toft数据集（分析1800—1998年间197场非对称冲突）显示：当强方和弱方采取相同策略路径时，强方获胜概率超过76%；当双方采取相反路径时，弱方在63% 的案例中获胜。（来源：Ivan Arreguín-Tof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ICB2数据库（分析1946—2017年间254场非对称冲突）显示：强方发起冲突时，弱方获胜比例高达75.4%；弱方发起冲突时，弱方获胜61.7%。（来源：ICB2数据库，第14版） Andrew J. R. Mack在1975年指出，非对称冲突的核心变量是利益不对称：弱方为生存、领土或政治自主而战，目标狭窄、明确、不可妥协；强方则可在选择性冲突中容忍目标模糊性。（来源：Andrew J. R. Mack,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2, 1975） 如此看来，“赢得民心”似乎并不构成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充要条件。罗德西亚在部分黑人群体中实际上维持了一定的支持，但战争仍然失败，证明“赢得民心”并不是充分条件。而在马来亚、希腊、阿曼等的案例表明，反叛 乱可以在没有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取得军事成功，证明“赢得民心”并不是必要条件。当政 府本身就是少数统治，且拒绝政治改革时，“赢得民心”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因为“赢得民心”所要求的政治变革正是政 府拒绝给予的东西。“赢得民心”在某些条件下是充分但不必要的；在另一些条件下既不充分也不必要。“赢得民心”到底是否有效取决于游击队外部支持强度、政 府合法性基础以及政 府是否允许最终政治妥协。 强方真正取胜案例占比不高有多重结构性原因，分条分析如下： 政治目标不可妥协：民族解放战争中，叛 乱方的多数统治或独立目标无法被砍价或分期结清。罗德西亚被要求的NIBMAR原则与白人少数社会的零容忍两者之间的死锁是典型的表现。 时间不对称：弱方可以无限期等待其政治目标最终实现，但强方的国内政治耐心有限。美国在越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苏联在阿富汗以及本文中的罗德西亚的例子均出现强方先被耗干的例证。 胜利定义不对称：强方需要持续保证不输才能维持现状，弱方也许只需要一次决定性的政治突破。 合法性自我消解：强 制迁移、集体惩罚、伪 旗行动、跨境打击等反叛 乱常用手段本身就在消耗强方所声称捍卫的合法性。 策略互动失败：当强方采用直接策略、弱方采用间接策略时，强方物质上的优势无法转化为决定性的胜利。 罗德西亚属于“战术成功、战略失败” 类别，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并列。其独特性在于白人人口比例极低，人力约束是绝对性的，任何战术创新都无法改变兵员枯竭的根本性困境。 反叛 乱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取胜。如果强方能够提出一个叛 乱方部分派系可以接受的政治方案，在军事上保持对游击队快于其重组速度的压制，并获得持续的外部支持，那么反叛 乱可以取得政治解决。马来亚紧急状态是这一路径的有限成功案例。用消极一些的立场来看待，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强方维持少数统治或外部控制的政治目标本身就与时代潮流相悖，其失败是结构性的，任何战术创新都无法逆转。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美国在越南、罗德西亚在丛林战争中均属此类。应该说不存在针对反叛 乱普遍适用的轮椅公式。反叛 乱的成败取决于具体条件——政治目标的灵活性、外部支持的可持续性、叛 乱方的内部分裂程度、以及强方国内政治的容忍度。统计规律解释的是概率，本身不能表明必然性和因果性。 强方在反叛 乱中取胜的概率高低，取决于强方政治体系是否允许在最终政治安排上做出实质性妥协。允许妥协的强方可以运用强制与精英收买策略取得成功；不允许妥协的强方则注定失败，无论其战术多么精良。罗德西亚的悲剧不在于缺乏战术能力，而在于其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封闭使任何有效的反叛 乱策略都失去了政治前提。“赢得民心”在允许妥协的条件下可能是充分但不必要的；在不允许妥协的条件下则是逻辑上不可能的。 参考来源： Arreguín-Toft, Ivan.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zelton, Jacqueline L. “The ‘Hearts and Minds’ Fallacy: Violence, Coercion, and Success in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1 (Summer 2017). Macdonald, Peter. “Rhodesia: Lessons Learned.” Military Operations, Vol. 1, No. 4 (Spring 2013). Cilliers, Jakkie. Counter-Insurgency in Rhodesia. Routledge, 1985. Moorcraft, Paul L., and Peter McLaughlin. The Rhodesian War: A Military History. Pen & Sword, 2008. Mack, Andrew.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2 (1975). Reid-Daly, Ron. Pamwe Chete: The Legend of the Selous Scouts. Covos-Day, 1999. 美国陆军大学出版社（Army University Press） 刊载的罗德西亚反叛乱分析 《军事行动杂志》（The Journal of Military Operations） 罗德西亚专题 美国空军肯斯特尔论文集（The Kestrel Papers） Kriger, Norma. Zimbabwe's Guerrilla War: Peasant Vo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Bhebe, Ngwabi, and Terence Ranger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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